改革开放40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伟大成就的40年，也是教育事业突飞猛进的40年。

改革：激发教育活力

改革开放40年来，教育现代化加速推进，人民群众教育获得感明显增强，教育国际影响力加快提升。伴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与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我国教育制度体系逐步得以恢复、完善和优化，教育系统各领域、各层次、各要素之间的结构关系从无序走向有序、从集中走向分权、从规制走向赋能、从管理走向治理，基本形成了以政府办学为主体、全社会积极参与、公办民办学校共同发展的办学体制，分级管理的教育管理体制和保障教育优先发展的现代教育财政制度、多元参与的现代学校制度逐步形成，教育公共服务水平和教育治理能力不断提升；教育对外开放制度从借鉴国外先进经验逐步走向为全球教育治理、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教育开放质量水平不断提升，正形成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教育基础性制度体系。

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执行会长孙霄兵说，我国教育事业在教育现代化发展道路上取得了辉煌成就，逐步确立了教育事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中国教育发展成就的“秘诀”何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原副总干事鲍尔认为，一是政策上对教育有力而持久的重视，二是从中央到地方的组织保证，三是用革新方法解决问题。民盟中央专职副主席徐辉赞成鲍尔的看法，但他认为，中国要成为教育强国，依靠的不可能仅仅是上述三种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渐走向了一条从教育法制到教育法治的道路，但仍需要进一步完善立法体系、加强执法检查、厚积司法判例等。

开放：弥补教育短板

改革开放40年来，教育对外开放取得了重要成就。

教育国际化特别是高等教育国际化，是教育对外开放的重要维度。澳门大学校长、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宋永华说，以天下为己任是一流大学的基本特征。他把4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历程分为三个阶段。起步阶段是从改革开放初期到20世纪90年代初，主要是人员国际化，以国家公派出国留学为主，开始尝试来华留学。

规模扩大阶段是从20世纪90年代到2010年，人员国际化规模不断扩大，政府出台系列规章制度，将中外合作办学纳入法制化管理轨道。提质增效、内涵发展阶段是2010年至今。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进入全面深化改革和创新驱动经济发展新时期。人员国际化规模稳中有升，且质量和规格不断提高；以我为主、高水平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不断涌现。

高等教育国际化是评价“双一流”建设的重要指标。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王立生说，第四轮学科评估坚持反对唯论文，推动克服数论文、数帽子、数牌子等痼疾。新时代按照新的政策导向，学科评估应当做得更好。

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副会长周满生说，推动教育国际化要把握六个环节，一是在理解和坚守本国教育特色和传统文化基础上进行中西融合，二是重视公办教育机构的引领作用，三是国际学校应走特色发展道路，四是牢牢把握课程设置环节，五是强调提升教师国际化素养，六是利用“互联网+”平台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教育国际化。

在对外开放中，我们不断借鉴国外先进理念，扎根本土进行实践，其中包括终身教育理念。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常务副会长韩民说，40年来，我国逐步建立起了由学校教育和继续教育支撑的终身教育体系，继续教育服务面向从学历教育为主逐渐转向学历教育和包括职业培训与社会教育在内的非学历教育并重的格局。

解放思想：不断推进教育改革

40年来，伴随教育改革的是一个思想不断解放、观念不断更新的过程。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会名誉主任谈松华说，40年来教育领域大致有四次具有思想解放意义的讨论。一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成为后续教育改革的思想基础。二是关于教育本质的讨论，肯定了教育的生产性属性，肯定了教育是培养人的社会活动。三是关于教育与市场经济关系的讨论。多数观点认为，要坚持教育的公益性，但同时教育具有产业属性，可以在某些范围、某些领域内运用市场调节机制。四是关于教育的功利主义和人文主义讨论。

近几年，强调以人为中心办教育，对摆正教育改革方向、推进改革健康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

思想的不断解放、观念的不断更新，促使教育决策日趋科学化。首都师范大学校长孟繁华教授总结出我国教育政策的三大范式。一是改革开放之初至20世纪90年代初的“效率理性”范式，理论基础是理性主义与效率优先，价值逻辑是早出人才、快出人才。二是20世纪90年代初至21世纪初的“市场选择”范式，凸显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与竞争优势，价值逻辑是办学自主权扩大与活力增强。三是21世纪初至今的“公共治理”范式，凸显公共性与教育公平，价值逻辑是重建良好教育生态。它以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根本利益以及人民的普遍利益和基本权利为立足点，坚持公平公正的核心追求，建立开放的、公共参与的互动机制。

随着社会的发展，教育不断面临新的挑战，需要新的改革思路。

在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主任袁振国说，这对教育发展来说同样适用。教育改革强调从自发需求导向或自然需求导向转向供给侧改革，是因为发展阶段发生了变化，教育功能、教育结构和教育供给方式势必发生变化。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田汉族说，教育供给侧改革需要每一所学校优质、特色发展。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发展中心党总支委员张海昕说，他们已组建专家智库，围绕0—18岁儿童发展过程中全生命周期、全生命要素，跨学科、跨领域进行研究，以期建设一批未来学校，或改造一批学校的功能，更好地满足新时代儿童成长需要和社会发展对教育的需求。

新时代：战略研究重任在肩

新时代、新形势、新要求，教育要与时俱进。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会长闵维方说，中华民族能否实现伟大复兴，中华民族能否自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建设成为领先于世界的繁荣富强的国家，取决于我们的自主创新能力和水平。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使我国的经济增长从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这是我们应对上述问题，争取国际竞争的战略主动权的根本所在，也是教育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重点。

中国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进入新时代，中国教育发展战略研究也要进入新时代。

新时代中国教育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于美好教育生活的向往与教育发展的不充分不均衡之间的矛盾。教育将会继续关注农村教育与西部地区、边远地区的教育，继续关注弱势人群的教育，仍然是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应该充分借助现代科技的手段。当前，互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正引发全球新科技革命和新工业革命。互联网进入中国以来，已经给通信、传媒、零售、金融等行业都带来了颠覆性、革命性的影响，甚至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但互联网对包括中国教育在内的全球教育影响远远没有达到我们应该达到的境界。互联网等技术为实现兼顾教育公平和教育个性化的人类教育梦想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也为推动教育体系的全面变革和转型升级创造了条件。

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名誉会长郝克明说，学术必须证明自己的价值，不是以自己的标准来证明，而是通过对国家和世界的服务来证明。她勉励大家，努力提升教育发展战略研究为国家教育发展和重大教育决策制定服务的意识和能力，把研究水平和质量以及学科建设摆在最突出的位置，进一步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学习，加强对习近平同志治国理念和对教育的重要论述的学习等，提高学习力、创造力。